开封税前优先股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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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分红也应缴纳税2011年王先生投资开办了一家主要提供咨询服务的个人独资企业甲，甲企业又对外投资入股成立了企业乙。2012年甲企业从乙企业取得分红15万元。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那么个人独资企业甲从乙企业取得分红能否享受免税优惠呢？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号）第二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甲企业从乙企业取得的分红15万元，属于投资者王先生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不与甲企业的利润合并，应单独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即15×20%=3（万元）。
问题描述：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整体转让股权，原投资人A和新投资人B，转让协议价格45万，变更时的资产负债表上：实收资本10万、未分配利润33万，到税局缴纳个税的时候，A的个税为：（45-10-33）*20%。
如果B公司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转让给C投资人，这时报表上实收资本是10万，未分配利润40万，那么B如何缴纳个税？现在的情况是，税务局让计算个税时，扣除未分配利润33万，因为投资者之前按生产经营所得缴纳了个税，33万不能重复缴税。现在她纠结的是，再次转让的时候，40万是否可以扣除，以及B的股权原值45万是否可以扣除？
一、个人独资企业不能转让股权
因此，个人独资企业是没有股东这个概念，与之对应叫法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而不叫股东。所以，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也没有股权转让的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七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因此，虽然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不能转让独资企业的股权，但是可以转让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权利进行转让。
三、公司股权转让
根据描述，投资人B如果把投资企业变更为B公司的话，已经不再是个人独资企业了，可以转让股权，应按照股权转让计算个人所得税。投资人B原支付的45万元，可以作为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可以在股权转让时扣除。股权转让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转让收入额-财产原值-合理费用-允许扣除的捐赠支出，应交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至于B公司账面上新增实现的“未分配利润”由于未给投资人B实际分红，不涉及到个人所得税，B公司会涉及到企业所得税。
3、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税，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中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其理由为：竞业限制补偿金虽大多发生在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一定期限内的对劳动者的补偿，但究其根本也是因原“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一种附属结果，从因果关系上来看，两者存在内在逻辑上的从属性，况且以上文中存在“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的开放式界定，如此，竞业限制补偿金被理解为文件中规定的“与任职或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并无不妥。（2）《劳动合同法》规定竞业限制补偿金应于竞业限制期间按月支付，其事实上也类似于工资性质；（3）取得竞业限制补偿金的劳动者一般都是高收入人群，统一按照“工资薪金”所得征税，符合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实现”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税收调控方向，故对高收入人群不应适用特殊优惠政策规定。
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企业如果采用债务重组进行重整，可以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如果债务重组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占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50%以上，债务人可以在5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债务人选择适用递延纳税政策的，不影响债权人债权损失的税前扣除。企业如果发生债转股业务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可以选择对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暂不确认有关债务清偿所得或损失，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以原债权的计税基础确定。
易明则提醒，除了企业所得税外，企业还应充分测算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等其他税种的影响。例如非货币资产偿债业务，在增值税上需要确认视同销售收入，计算缴纳增值税。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就需要转变重组形式，比如将资产转换为股权用于偿债，以减轻增值税税收负担。
中资“走出去”企业在申请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时，如果是承建一个大型的整体项目，如开发一个特殊经济园区或一个资源矿区，整个项目将会涉及到很多上下游的参建单位，在与当地政府申请税收优惠时，不仅要力争本企业(总承包方)的税收优惠，更要力争对整个项目的税收优惠，也就是说，要把与本企业相关的上下游相关的供应商，分包商的税收优惠都要包括进去。因为，若是上下游相关企业不能享受到相关的税收优惠，相关企业纳税压力依然还是要以合同含税价的方式转嫁给总承包方，总承包方的总体企业纳税压力最终还是降低不下来。在此笔者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中资企业要以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项目申请最优的税收优惠(包括免税)，而不是仅仅申请本企业(总承包方)的税收优惠，特别是当总承包商将来需要转让股权给第三方或准备退出该项目时，原先与相关政府部门或业主谈定的税收优惠或免税批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承继。
案例4：某中资企业在西非某国总承包开发一个矿区。获得了本企业的特殊免税20年，而且还是该国议会以法案形式特别审核通过的。但是由于后来情况有变，该中资企业准备转让该国的采矿权和相关的股权给中国第三方企业，同时也相应的签约了很多的中国分包商和当地的供应商。此时就涉及到其特批的税收优惠是否可以自然承继?即该国议会法案通过的免税待遇是否可以让其未来的股权受让方(新的第三方中资企业)直接享受?可以直接让其签约的上下游分包商，供应商同样享受?就此免税待遇问题，该中资企业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多次协商沟通，最终的答复是不可以。因为当时该中资企业申请税收优惠时，只是就以本企业名义申请的，国会的批复也是只给了该一家总承包方的中资企业，若干年后，时过境迁，该国的邦矿的条件已经改善，采矿权的门槛已经提高，且是该国主要税收来源，再加上是原议会批准通过的，各个相关政府行政部门都不愿意扩大优惠，更怕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新的股权受让方，还有相关的分包商和当地供应商要想享受总承包商的免税待遇，就要一一重新申请和审批，还要上至该国议会审核通过，如此抬高的门槛和最高的审批程序，最终阻隔了该中资企业的税务优惠与相关项目方的承继，直接影响了该中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分包合同的签订价格和条件。